五、信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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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活着而不去努力工作,生命就没有了意义。”——靳先生 (1) 白色的灯光,白色的墙面,白色的病床,在这白色的世界里,窗外的午夜愈加漆黑。 我揉揉微痛的额头,放下手中的病历本,看一眼墙壁上指向一点的时钟,目光数不清第几次落在被画了红色圆圈的台历上,十月二十五日。刚好是三年前的今天,我决定留在肿瘤科工作。 三年,一千零九十五天,守着“三年之约”等待时,总以为很长很长,蓦然回首,才发现三年也不过是刹那之间。 我扯下昨天的日历,把“昨日”揉成了一团,丢进了垃圾桶,走出医生值班室。 凌晨时分,寂静无声的走廊格外安静,我极力放慢脚步,走到517病房的门外。透过通透的玻璃窗,我毫无意外地看见本该熟睡的靳先生端坐在病床上,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。 工作中的靳先生,眼中总是闪烁着清亮的光芒,清瘦斯文的面庞透着一股近乎执拗的刚强。 靳先生叫靳栎,今年四十九岁,癌症的病史已有五年多了。这五年里,他一直在积极地治疗,经历了两次手术,十几次化疗,癌细胞非但没有控制,反而不断扩散,但他从未放弃治疗,一直在与病魔抗争。如今,他身上的癌细胞从肠扩散到肺,又扩散到肝脏。现在,癌细胞已经侵蚀了他身体的大部分器官,任何治疗都无法挽救他的生命,不过是勉强延长他承受疼痛的时间。 他告诉我:不畏惧死亡,也能忍受疼痛,只希望我能帮他多争取些时间,哪怕一天,一个小时,一分钟,对他都是宝贵的。而这些时间之所以宝贵,是因为他要工作,做更多的工作…… 与靳先生相识多年,我深知他的固执,可作为一个医生,我不得不走进病房,提醒他:“靳先生,您明天上午还要继续做化疗。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,这个时间,您需要睡眠。” “我刚刚睡醒了,发个邮件,很快就睡了。”他对我笑笑,笑容被笔记本上的柔光映照得有些暖意,每次看见他,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,因而语气中不由自主多了几分晚辈的恭谨。 “好,那您发吧,我给您十分钟时间。”我站在他身侧,看着手表,等待。 看出我要等他老老实实睡觉才肯走,靳先生也不多言,加快速度以英文回复邮件。他回复的英文都是专业术语,我没有读懂,但看那大段的篇幅,他显然不是刚刚睡醒。 我不由得想起前几天我和靳先生的太太聊天,我对她说:“靳先生这样的身体状况,能活了五年,是个奇迹了。” 靳太太说:“支撑着他与病魔抗争了五年的力量是——他的信仰!” “信仰”这个词,我好像很久没有人提起过,以至于都快忘记这个词的含义了。听靳太太提到这个词,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字典,“信仰”这两个字的释义是:“一种强烈的信念,一种固执的坚守。” 我觉得,这个词倒真是最能诠释靳先生的。如果不是一种固执的坚守,一种强烈的信念,他怎么会撑着大部分器官已经衰竭的残躯,熬夜工作。 十分钟到了,靳先生准时关闭了电脑,躺在病床上。我为他关了灯,最后在黑暗中看一眼他安然的面容,心中深深叹息,真希望我的竭尽所能还能帮他多争取几个这样的不眠之夜。 走出病房,我没有回医生值班室,而是转过走廊,走进安全出口的楼梯间。 如我所料,一个形销骨立却依旧美丽优雅的女人坐在台阶上,脸上泪痕斑斑,手中握着手机,却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或者发消息。她是靳先生的太太。 自从靳先生三年前来医院治疗,我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一位亲人、朋友、同事来探望他,甚至,他的孩子也从未露出过一片衣角。每一次靳先生住院,只有靳太太陪伴他。 起初,我以为靳先生可能是个很孤僻的人,不善与人相处,所以没有往来亲密的亲朋好友。后来靳太太告诉我,靳先生对身边的亲朋好友们都隐瞒了病情,包括他的儿子。因为他不愿看到身边的人因他的病情而难过,更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一个病人一样关照。 在他最后的时间里,他只想做个平常人——像平常人一样工作、生活。 即将失去深爱的丈夫,那种痛必定刻骨,而靳太太不得不一个人承受,即便对自己的儿子,也守口如瓶。 很多次,我听见她的儿子打来电话,心情愉悦地问着她的境况,她总是悄悄擦干眼泪,以愉悦的声音告诉儿子:“我很好,只是工作有些忙,你爸爸工作也忙……他出差了,出差一周了……我还有事,有空再聊吧。” 说完,她便匆匆挂断电话,生怕儿子听出异样。 我曾听闻过很多轰轰烈烈的爱情,有些人为了深爱的人,肝肠寸断,以泪洗面,有些人为了和深爱的人在一起,不顾一切,甚至不惜放弃生命。而靳太太对靳先生的爱却是截然不同的。 靳先生不顾自己的身体,近乎痴狂地工作,她从未阻拦过,只在心疼得忍无可忍时,软声劝上几句罢了。 他拼命工作,她便由着他为了工作透支身体,让病魔一点点侵蚀他。他不想其他人知道他的病情,她便独自一个人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,尽心尽力地照顾他,所有的悲伤,不舍,她从不找人倾诉,一个人默默咽下。 只为了顺着他的心意…… 这种爱是无言的,隐忍的,沉痛的,也是最坚定的。 靳太太照顾他很辛苦,心理又承受着极大的痛苦,以至昼夜难眠,脸上难掩困顿疲惫之色。但只要坐在靳先生面前,她会立刻展露出温柔和煦的笑容,问他说:“今天身体好些了吗?想吃点什么?” 靳先生看见妻子出现,无论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化疗过程,都会努力笑着,回答她:“什么都行,只要不麻烦就好。” 每当看见他们相视微笑,我总会忘记身边nongnong的消毒水味道,忘记了一天的劳累,甚至忘记了死亡与离别的忧愁。 我想,能让靳先生与病魔抗争五年的,除了他的信仰,还有这一份心灵深处的温柔。 (2) 我去办公室,用一次性水杯倒了一杯热水,走到楼梯间。 “陈阿姨,”我坐在她身边,将手中的热水递给她。 她接过水杯,说了声:“谢谢!” “需要我做什么吗?”我轻声问她。 喝了一口水,她忽然停下来,转过头问我:“薄医生,老靳说他明天下午要去北京出差,我担心他的身体撑不住,你能给他开点药吗?” “明天下午?出差?”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,“他明天上午还要做化疗。” “他想做完化疗就出差。” “什么!?”我想都没想便一口拒绝,“他绝对不能去。” 靳太太沉默了许久,抬起头,用一种恳切的目光看着我,我以为她会说:你帮我劝劝他。 可是,她说出口的话却是:“你让他去吧,这个会议对他真的非常重要,他如果不能去,他会很难受的。” 我张口结舌好一阵,才说出话来:“那个会议有多重要?比他的生命还重要?” 靳太太苦笑着点点头:“对他来说,是的。” 我再也无话可说,只觉得像是吞下了整个柠檬,满心都是酸楚。 第二天,靳先生做完了化疗,他只略躺了十分钟,便咬牙忍痛爬下病床。 我问他要去哪,他告诉我,他要去北京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,必须马上去机场。 我刚要说话,靳太太拉住我的手说:“薄医生,你别拦着他了。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吧。” “可是……” “我陪他去北京,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” “……”我没再阻拦,眼睁睁地看着靳先生步步艰难地走出病房的门,刚走到走廊,他脚下一软,摔倒在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,靳太太赶紧过去扶他,他艰难地用手臂支撑着地面站起来,在靳太太的搀扶下,倚着墙壁,慢慢走向电梯。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打听病人生活和工作的人,但这一刻,我真的很想知道,究竟是什么会议,对他如此重要,比他的生命都重要。 这个问题,我在半个月后终于忍不住问了,虽然我知道自己不该问,可我确实忍不住了。因为,我和靳先生预约的化疗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,他还是不见人影。 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,他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。最后,电话终于打通了,我焦急地问他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,怎么还不来医院? 他回答我:“对不起,薄医生,我还在开会。” “开会?”我的心窝一阵刺痛,声音不禁变得尖锐,“您预约了要来做化疗,您不记得了吗?” “我记得,可是会议还没结束,我要晚点才能去医院。” 我咬牙,又咬牙,最后还是问了:“靳先生,您能告诉我是什么会议,这么重要吗?” 他犹豫了一下,告诉我:“是一个科研项目的评审会,我是项目负责人,我不能离开。” “科研”这个词汇离我已经很远了,但也并不陌生。毕竟,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去读博士,做科学研究,我也经常看见所谓的专家在媒体上频繁活跃,发表各种让人费解的言论。 靳先生的职业似乎很重要,但我还是无法理解,他的工作真的重要到必须要一个垂死的病人去参加吗?以靳先生的心脏状况,他随时可能死亡。 “对不起!”靳先生很抱歉地说,“我这边的会议还要晚点结束,您如果有事……” “我没事。”我急忙说,“您安心开会吧。我在医院等您,不管您几点来,我都等您。” 他笑着说:“谢谢!给您添麻烦了。” “我应该做的。”我不是客气,我是真的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。 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还可以坚持在工作岗位上,我这个医生,多等几个小时又算什么? (3) 那天晚上,他十点才赶到医院,我为他做了个简单的检查,准备第二天一早为他做化疗。不料,当天晚上十二点,靳先生的病情恶化,陷入昏迷。 杨主任抢救了整整五个小时,才将他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,他在昏迷一整天后,恢复了意识。经过检查,是因为癌细胞转移到心脏,导致积水,他的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。此时此刻,任何的治疗都没有意义了,他只能留在重症监护室,密切观察。 即便如此,每个午夜,重症监护室里的灯依旧亮着。 我走进重症监护室,看见靳先生无力地靠在床头上,膝上放着电脑,他一只手扶着电脑,一只手撑着枕头,勉强睁开的眼睛紧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项目申请书。我看不懂项目的内容,只瞄见硕大的两个字“秘密”。 我忧心忡忡地提醒他:“靳先生,您该休息了。” 他对我笑笑:“我已经不需要休息了,我很快就能好好休息了。” “……”看着他的笑容,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,含泪走出重症监护室。 我不想再劝他了,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,他有权利选择如何度过。 我去办公室倒了一杯热水,走去楼梯间。靳太太果然还坐在楼梯间发呆。 我把热水递给她,说:“陈阿姨,你也累了,该去睡一会儿了。” 她摇摇头,满眼无助地望着我:“薄医生,他撑不了几天了,我想让儿子回来看他最后一面,可他就是不同意。我儿子在外地工作,如果再不回来,怕是来不及了……” 我知道她一向尊重靳先生,一切都希望如他所愿,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 骨rou分离,痛如抽筋剥骨,若是连最后一句道别的话都来不及说,逝者已逝,生者将背负多深的遗憾? 她见我沉默,又继续问:“恕我冒昧,我听人说,你原本在日本留学,因为父亲生病,休学回来照顾他,是吗?” 我明白她的意思,如实回答:“是的。原本我爸爸也怕我担心,一直瞒着我,是我的一个朋友偷偷告诉我的,我想,我一辈子都会感激这个朋友。” 靳太太说:“谢谢!” “别客气,很晚了,您快点去休息吧。” 送靳太太回了病房,我才回办公室安心睡觉。 清晨四点多,我入梦不久,便被巨大的砸门声吵醒。 “薄医生,救命,救命!”凄厉而绝望的求助声让我陡然清醒。 我以最快的速度滚下床,两步跑到门前,打开门。 靳太太扑倒在我面前,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摆,声音颤抖不止:“他又昏迷了……救他……救救他吧。” 我一边喊着护士准备医疗器械和药品,一边奔向重症监护室。 靳先生躺在床上,生命体征还有,人已陷入重度昏迷。 靳太太惊慌地追问我:“薄医生,你一定要救救他,就让他清醒一会儿也好。我已经通知儿子了,他今天就能回来了……你让他们再见最后一面吧……” 面对靳太太哀求的期盼,我只能回答:“我会尽力!但您要做好心理准备,他苏醒的可能性很小了。” 她无言地抓着靳先生的手,悲恸欲绝之时,眼中已无泪,口中已无言。 这已经是靳先生第三次昏迷,他的全身性的体质症状损伤严重,身体的机能几乎全部遭受癌细胞的侵袭。我尽了全力,能用的药都用了,能抢救的方法都试遍了,最终,靳先生没有醒来。 他床头的项目书已经完成了,而他也好好地休息了…… 他的儿子从香港回来时,已经太迟了。 他一直在追问靳太太:“为什么不告诉我呢?五年,为什么病了五年都不告诉我?” 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……早一天也行,我至少能再跟他说一句话……就算看我一眼也好……” 靳太太沉默着坐在床边,只是摇头。 守在父亲冰冷的尸体旁,他失声痛哭过,喃喃自语过,也嘶声揭底地吼过,可惜什么用都没有,他唤不醒弥留之际的父亲,安慰不了悲痛欲绝的母亲,更加无法释放内心的压抑和悲伤。 靳先生走了,苍松啜泣,天地悲怆,轻音低回,亲朋落泪。他最后留在人世的是一份项目申请书,而对他的爱人、孩子、朋友,未留下只字片语。 (4) 两天后,我参加了靳先生的葬礼。 当我看到花圈摆满了他的周围,他的灵堂前站了近千人,每一个从他遗容前经过的人,都掩面而泣,我被那种场面震撼了。 葬礼上,我站在一众从未相识的人中间,默默听着他的悼词,那是我听过的最沉重的悼词。 原来,靳先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,30年来,他在科研工作中,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,完成了国家多个型号攻关任务,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。 最近几年,他长期受到病魔的侵扰,但他却以超负荷工作的方式与病魔顽强抗争。亲朋好友们不了解他的病情,只看到他日渐消瘦,以为他是太累了,都劝他减少一点儿工作量,注意休息。 他却什么都不说,只笑言:“只要工作,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到累。” 有一段时间,为了加快项目研制进度,靳先生连续出差一个多月,油尽灯枯的身体已经熬不住了,可他还是坚持要出差,他说:“不是工作需要我,而是我需要工作……我活着而不去努力工作,生命就没有了意义!” 就连生命的最后一天,他还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,给同事们打电话,安排项目答辩事宜。 “靳先生,这一次离别,我们是真的永别了。这一别,对您来说,犹如燃烧的红烛化为 一缕青烟,随风飘飘行万里;而对于我们来说,这一别,却犹如九天外的时空隧道,近在咫 尺,却又远在天边……” 听着这一番因泪流不止而更咽的悼念词,我仿佛看见了三年前初见时的靳先生,那是他肠癌手术的第三年,定期检查的结果显示,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。 我向他陈述检查结果时,他垂下脸,目光安然地低语了一句:“时间不多了,希望能来得及把项目完成。” 时隔三年,我清晰地记得他那一刻的面容,斯文而儒雅,随和又刚强。 走过他的遗体,瞻仰他最后的仪容,我仿佛又看见他在化疗之后,咬牙忍痛爬下病床。因为疼痛和身体的虚弱,他举步维艰,最终摔倒在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,他艰难地用手臂支撑着地面站起来,扶着墙壁慢慢走向电梯…… 那时,我想不通什么会议比生命重要,现在我懂了,那不是一个会议,那是一个科学家至高无上的信仰。 我也想起他离去前的一天,我看着他写完项目书,问他:“靳先生,您还需要我为您做点什么?” 他摇摇头,对我说:“你知道吗?我是真的舍不得,舍不得我还未完成的工作,舍不得离开我的课题组,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,舍不得离开刻苦求学的研究生,我也舍不得我太太和儿子……可是,来不及了,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……” (5) 生命给了他最后的期限,他便在这最后的期限里尽其所能,做了更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 我们很幸运,生命给我们的期限似乎很长,有几十年,而我们用这漫长的时间,去做了什么? 去等待一个明知不会回来的人? 去深爱一个明知不该去爱的人? 还是,在这个浮华的社会中追名逐利? 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信仰的意义!